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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影耕耘“田野”一位影视人类学者的非遗影像之旅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文化
有一类人类学者，他们并非完全埋头于文献、田野笔记和理论研究，而是通过摄影、纪录片等方式进入“田野”。他们不仅需要具备人类学的理论素养、遵守学术规范，更要掌握摄影、剪辑等技术。他们的工作既是学术研究，也是艺术表达。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领域的较新分支，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刘广宇便是影视人类学者中的一员。过去8年，他将春节等非遗项目作为“田野”精耕细作，以独特的视角研究民俗文化，用镜头语言讲述着耳目一新的非遗故事。
在遥远的哥斯达黎加，离家多年的曾福财，穿着喜庆的红色唐装，在春节前夕踏上了漫漫归乡路。经历两次飞机中转，跨越上万公里，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中国。
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时，等候已久的妻子和女儿快步迎上前，送上了一束馥郁芬芳的百合花。这温情脉脉的画面，是纪录电影《行花街》开篇暖人心扉的场景。
于广东人而言，每年农历腊月廿八到除夕，买花、逛花市（也称“行花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堪称过年期间的头等大事之一。这不单单是为生活添一抹春天的明艳色彩、增几分清新气息，更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祈愿。2021年，饱含着岭南风情的“行花街”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行花街》作为当下唯一一部聚焦此新春盛事的纪录电影，多维度忠实记录了享有“百年花市”美誉的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迎春花市在2024年举办的全过程。这部饱含匠心的作品背后是国内非遗影像研究领域的学者刘广宇及其团队历时一年半的精心打磨。
过去8年，这位大学教授打造了3部与都市春节相关的纪录电影——2017至2019年，他专注于记录春节期间四川自贡的彩灯文化，《传灯》将自贡灯会的璀璨光影与人文故事娓娓道来；2020至2022年，他将镜头聚焦于成都—上海K352/1次列车上的人与事，以细腻的笔触捕捉到《列车上的春节》中的人间百态；2023至2024年，《行花街》则对准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迎春花市，讲述花朵绽放中的节日温情。
成都初春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天府艺术公园见到了这位兼具纪录片导演身份的大学教授。午后的阳光下，谈起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两眼放光。“一部优秀的节日影像志作品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既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溯源，又能在现实的土壤里扎根，展现出深邃广袤的视野；既要像一场鲜活生动的节日庆典，又要有浪漫主义的温情底色。”他说。
细细品味刘广宇“追春”8年的作品，便能体会这些话的含义：三部纪录电影都以普通人的平凡故事为切入点，展开多线交织的叙事，沿着不同的线索，观者推开一扇扇“窗”，便能看到那些绚丽图景背后的人间烟火。
无论是刚刚喜得贵子就即刻远赴美国菲尼克斯制作Lights of The World彩灯嘉年华的四川自贡彩灯企业家李斌，还是为广州花市服务了40余年“辛苦并快乐着”的政府工作人员陈碧霞，影片通过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细腻地呈现给观众。
而这些打动人心的镜头背后则是海量的素材，每一帧都凝聚着刘广宇及其团队的心血。《传灯》的拍摄素材近30TB，《行花街》更是高达约36TB。“我们就是要从这海量素材里精心雕琢，发掘、营造、升华出中国节日与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刘广宇说。
几部影片的拍摄，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这意味着那些年的春节里，刘广宇和团队成员都在外奔波，只顾记录着别人的节日。刘广宇曾两次动员家人到拍摄现场所在的城市跟他一起过春节。由于拍摄条件所限，以及繁重的拍摄任务所迫，2018年，80岁的母亲不愿给他增加负担，坚持在拍摄团队位于自贡的临时住处搭地铺休息。2024年，他的妻子患着重感冒，独自在广州的宾馆里度过了除夕夜。这些都让他无限地内疚和自责。
“当下，无论是新闻报道、媒体纪录片，还是大众随手拍摄分享的新媒体短视频，都从各自角度记录、展现、诠释着春节。而我们则将影像志的理论与方法融入纪录电影的创作中，在深入描摹的基础上，将春节存续与变迁背后的组织脉络、人文情怀以及时代脉搏清晰勾勒。”刘广宇说。
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由此完成了惊艳世界的华丽蜕变，从华人的传统佳节一跃成为全球共同庆贺的新年盛俗。
一时间，刘广宇的这些“老作品”被业界广泛地讨论起来。
在他看来，之所以能精准地预判学术“热点”，在于将学术研究深深扎根于现实。“只有敏锐捕捉社会的文化需求，方能磨砺出学术敏感性，进而产出具有前瞻性与价值的研究成果。”他说。
20世纪90年代，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刘广宇被分配到四川有线电视台，参与筹建工作。在近10年的影视从业经历中，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积累与深入思考，他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艺术作品唯有与社会紧密相连，才能绽放出更为璀璨的光芒。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对艺术作品的传播路径与效果产生了浓厚兴趣。
将学术研究的新起点放在乡村，放在一些看似“冷门”的领域，刘广宇有他更深的思考和更敏锐的学术自觉。“我有两个基本的认知判断：第一，不了解乡村，就很难理解真实的中国；第二，不眼光向下，就很难获得学术的长久生命力。”刘广宇说。
2003年起，他将关注焦点投向乡村文化，潜心研究中国农村电影放映，试图探寻影视艺术在广袤乡村大地上的传播密码。
2005年，时年41岁的刘广宇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将兴趣融于学术研究之中。他扎根重庆江津，继续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进行深入研究。在此过程中，他的研究方向也逐渐从单纯的影视领域向社会学、人类学拓展。
2013年，他成功申报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的一项子课题：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江坝村蟹螺堡子的尔苏藏族“还山鸡节”，自此与“中国节日影像志”以及非遗影像结下不解之缘。
此后十余载，他一心扑在了以节日体系为核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努力探索非遗影像表达的新路径。
“中国节日影像志”是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组织实施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借助影视技术这一有力工具，如实记录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节日，力求客观呈现中国节日的当下风貌。
“这是国内首次系统开展的传统节日拍摄记录工作，严格遵循影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影像志的方式记录鲜活的中国传统节日。”刘广宇说。
近些年来，伴随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尤其是传统文化强势回归，“传统节日”日益成为一个承载海量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的复杂而关键的文化符号，吸引着各界目光，也成为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对象。“我们迎来了做非遗影像记录最好的时代。”刘广宇感叹，“中国影视人类学领域一定会诞生出许多无愧于时代的佳作。”
在潜心创作非遗影像作品之余，刘广宇还怀揣着一个宏大愿景——吸引更多学者投身中国非遗影像研究领域，汇聚各方力量，在学界掀起关注、研究中国非遗影像的热潮，催生更大范围的学术自觉。
2022年，他联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全国60多所高校的相关院系，牵头成立“中国高校非遗影像研究联盟”，搭建起“非遗影像研究”微信公众号这一纯公益学术交流平台，为日后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民族影视与非遗影像专委会在非遗影像研究上筑牢了根基。
身为非遗影像的创作者与研究者，刘广宇虽身处学术的象牙塔，但内心深处更渴望这些凝聚心血的非遗影像作品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2025年，他计划携三部有关春节的纪录电影开启全国多地巡展之旅，期望借此激发更多城市去挖掘、传承本土城市民俗，紧密结合当下蓬勃发展的文旅融合大势与产业升级浪潮，打造一张张独具魅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深耕非遗影像领域十余载，在刘广宇看来，在数字化浪潮奔涌的当下，生动鲜活的非遗影像可以被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关键环节，无疑是保护非遗的重要手段；而以影像留存非遗更是为非遗的多元化传播插上了翅膀。借助纪录片、动漫乃至VR、AR等前沿技术，非遗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触达最广泛的受众群体，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刘广宇的心中有个宏伟的理想——用影像调查勾勒出中国非遗的版图，让世界透过这一版图，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认识和理解中国，对此他满怀信心。 （本报记者沈伯韩）
稿件来源：南方+
“行过花街才是年”，今年年关里，你逛花街了吗？2024年12月，“春节”作为“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素有“百年花市”之称的越秀西湖花市登上中国春节申遗纪录片，助力中国春节申遗成功。
今年的花街和往年一样，广州11区花市悉数开锣，用满街芬芳承载十足“年味”，市民游客纷纷“行花街”，喜迎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同时，线上也有一个好消息传来，首部岭南“迎春花市”纪录电影《行花街》历时十六个月的拍摄与剪辑，即将向国家电影局提交龙标申请。影片聚焦广州越秀区“2024年西湖迎春花市”，以全景视角和过程跟踪为方法，充分展示在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熏陶下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种花养花为业，赏花用花成俗的历史及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迎春习俗“行花街”活动。
该片由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越秀区花市办指导，广东普星达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和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出品，广州市非虚构影像创新发展中心与四川朗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联合出品单位。总导演刘广宇是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一直致力于非遗影像创作与研究，带领团队参与了很多非遗影像创作，产出了一批优秀的非遗影像作品。尤其是近八年来，春节成为他的重要选题。
刘广宇（右）与非遗传承人在一起工作。
对于借广州越秀西湖迎春花市为题，以行花街为主线，将春节拍成一部纪实电影，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忱。他说，春节，是农历新年，在我们国家，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节日了，透过它来了解我们生活的城市再合适不过了。身为大学教授，试图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他希望用影像丈量非遗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以此来呵护我们浓烈的生活记忆，记录我们鲜活的社会实践。
从自贡灯会到列车上的春节，再到广州行花街
走进一位学者的春节三部曲
2024年12月20日，刘广宇以《行花街》总导演的身份受邀到广州数字纪实视听产业园（豆园DOC.Park）参加 “‘开卷广州’——解读花市里的广州文化密码”活动。他在现场深情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行花街》的由来并非偶然。
从2017年开始拍“自贡灯会”，至2022年的《列车上的春节》，直至近期的《行花街》，每一部作品皆是他对春节民俗影像志的深刻探索。他说，透过镜头捕捉节日庆典的瞬间，不仅能记录传统习俗的丰富多彩，更能触及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与民众的情感纽带。
首次触网春节影像，他拍的是“自贡灯会”，这是传统元宵节日民俗在城市生活情境中传承发展形成的现代彩灯节俗展会。自古以来，中国春节就有观灯祈福的习俗。四川自贡灯会因气势、规模、技巧非凡，赢得了“天下第一灯”的美誉，其影响力已跨越国界，遍布全球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自贡开始恢复曾盛极一时的灯民俗活动。1964年，自贡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公园（后更名为“彩灯公园”）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届“迎春灯会”，史称“自贡灯会”。1987年，迎春灯会更名为“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经贸交易会”。就“国际恐龙灯会”而言，此前已举办23届。2008年，“自贡灯会”以“民俗”类项目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刘广宇介绍，自贡因盐设市，地层深处蕴藏的盐卤资源是造就城市的基础。因盐业经济兴盛，自贡出现一批著名的盐商与盐帮，以盐商为代表的自贡人走出了传统社会以土地为根脉的“熟人社会”狭小圈子，建立起具有契约精神与合作意识的新型区域社会关系，形成了讲诚信、重合作、求共赢的价值观。因盐致富的盐商，出于夸耀竞富心理，千金一掷投资灯会。
正是有了跟拍“自贡灯会”的这段经历，让他对春节这个题材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对节日影像志的生产和研究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即我们不能光去记录节日的表象，我们得有方法去深入节日内部，去看这些节日事象与节日中的人有怎样的关联，以及由这些关联所建构起的各种情感关系、精神关系和社会关系等，最后我们还得有理论的聚焦，梳理出不同类别的节日形态所呈现的文化模式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等。”
因为拍摄和记录自贡灯会，刘广宇才深入了解到持续繁荣的盐业经济吸引异地人员来此定居，很多以盐为生的手工业劳动者掌握种种实用技术，出于改善生活条件目的，愿意将其嫁接于灯彩制作。而上世纪70年代一大批三线建设内迁到自贡的工矿企业也悄然为当代的自贡灯会贡献了多工种的技术工人。他们定居自贡成为新的自贡人，不断助推自贡城市新春时节灯会民俗的创新活力。他感慨道，虽然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传习不同地方的风俗，但中国人过节期盼吉庆团圆的心情是相似的，都热衷观灯、闹灯集体活动。
如果说刘广宇拍的“自贡灯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传播的成功案例。那么他拍的第二部春节题材的影像作品《千里共团圆——K352/1次列车春运札记》则更像是一次深入而系统地揭示铁路春运与传统春节之间相互关联的人类学、民俗学视角的田野调查。他在镜头里记录下列车长付婷婷带病坚持岗位的故事，也记录下列车广播员张秋蓉与列车长爱人李银的铁路情缘。不过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列车值班员郭志鹏的故事。他们一家三代都是铁路人，爷爷是铁道兵，曾参与修建过鹰厦铁路、兰新铁路、包兰铁路、成昆铁路。退伍后在多个铁路站点工作直至退休，父亲郭云成为成都局西昌铁路分局攀枝花车务段格里坪小集体工人。郭志鹏从小在铁路边长大，对铁路情怀深厚。2014年大学毕业后，成为成都客运段的一名铁路员工。2019年4月通过值班员考试，成为一名合格的列车值班员。2019年，单身的郭志鹏恰好赶上了这个铁路世家持续20多年的年节传统——“吃转转饭，过年三十”。也正是在这一年，刘广宇带着他的拍摄团队，率先去了攀枝花记录下了郭志鹏一家三代20多人参与的一次团年饭。而此时，疫情才刚刚开始。
3年之后，也即疫情刚过的2022年春节，刘广宇又带着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登上了成都至上海的K352/1次列车，用了近40天的时间，拍下了铁路人平凡的感动，也照亮了一群人归家的路。
对于影像拍摄来说，支撑这两次拍摄、两个课题的项目经费并不算太多，但团队的小伙伴都没有怨言，而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给到他很大的信心。刘广宇诚挚地分享道，没有这些学生的支持，他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上述任务的。好几位跟随他拍摄春节影像志的硕士生、博士生已毕业走入工作岗位，但只要他一声召唤，孩子们就义无反顾地给予他支持和帮助。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的支持，他才有勇气再一次启程远行。当他脑海中的广州花市与广州当地的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和友人的想法一碰撞，“行花街”几个字便挥之不去。在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张静民教授和广东普星达文化科技有限公司陈刚与张鹂的支持下，他带领团队在网上查找了很多资料，把百年花市的起因原委以及发展历程都摸透摸清楚后，毅然决然地决定：走，到广州拍花市去。
这一次，他们不仅仅要做课题，还要为“行花街”拍一部纪录电影。
从影像记录到课题，再到纪录电影
看一位四川人眼中的“一街流芳、四海共情”
跟拍春节影像志近八年时间，春节申遗成功最让刘广宇欣喜。这标志着华人庆祝春节所蕴含的节日仪典和文化内涵，得到全球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接受。其实从已走过百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湖路春节花市（行花街）中管窥春节，可以让这个世界性的节日借花语之名，顺珠江出海，具有更多新时代的意义。
历史上，关于我国花市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汉朝对“彩楼穿花”的风景描述。及至唐代，广府民间就有专门栽培以供贺年的年桔。诗人张九龄在诗句“薄暮津亭下，余花满客船”中记录下当时水上人家贩卖鲜花的景象。而广州花市的雏形诞生在宋代的广州荔湾区一带，最早的名词称为“花地”。据史料记载，到明清时期，广州芳村的花棣(今花地)就已经是花木产区，搭击一排排展卖鲜花鲜果乃年宵用品的竹棚。人们称之为“花街”。渐渐地花市便固定在广府地区扎下根来。清中叶之后，北京路上 (今广东省财政厅前)出现的夜间花市渐成年宵花市。据《番禺县志》 一书中记载：“粤中有四市，花市在广州之南，有花地以卖花为业者数十家，市花于城，与合浦之珠，罗浮之药，东莞之香称四市。”《羊城竹枝词》也有云：“郎自提筐侬唱歌，月照卖花过河”。其中“月照卖花过河”就体现了花农在夜晚运送花卉渡江的景象。
民国年间，广州花市固定在农历十二月廿八至除夕深夜举行，花市正式成为广府地区春节的一项大型的民间民俗活动得以传承。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花市牌楼上首次使用“迎春花市 ”匾额。自此，“迎春花市”就成为广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和最传统的文化名片而流布于世。
通过对花市历史资料的爬梳钩沉，刘广宇将聚焦点垂注到“西湖迎春花市”上，围绕2024年西湖迎春花市举办的“花路历程”，通过多点田野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重点寻找到20位以上的参与“行花街”活动的老中青少和外宾等，对他们展开口述记忆的采集，并从中提炼出能体现迎春花市核心文化要素的活态民俗遗产——传统的记忆、生活的记忆和文化的记忆，以此来展示以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为灌注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爱花成性”“赏花成风”“用花为俗”和“种花为业”的传统习俗。
而为了在全球视野讲好广州花市的故事，围绕年宵花“花路历程”总线索之下，他们把拍摄分为花卉种植、 花卉贸易、花市筹备和“行花街”四大板块，全景式地展现了花市的筹办过程和逛花市的概貌。
刘广宇总结道，节日中的仪式与节日相伴相生，是传统节日文化的外在表现与载体，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最普遍的文化现象。春节作为中国具有较为普遍性的节日，几乎在节日期间全体中国人都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度过。而“行花街”之所以意义非比寻常在于它流布于广府文化辐射区，具有广泛的覆盖面，赋予迎春花市强大的生命力；承载丰富的文化性，成就了广府文化实践成果之集大成；具备突出的群体性，建构了强大的群众心理认同和感染力；兼具有“讲意头”的商业性，又为这项民俗节庆活动注入了商贸活力。
豆园创始人、《行花街》制片人张鹂说，“行花街”不是活在记忆里或文献里的非遗，而是生机勃勃的非遗，是海内外广府人的集体记忆和乡愁。作为首部岭南春节（行花街）民俗影像志，该片不仅全景式的方式呈现一个立体的广州花市，还把当代广府人过春节鲜活形态展现了出来。
除了跟拍春节之外，这些年刘广宇围绕中国节日做了很多影像化保护的工作，2020年12月，在他的努力下，推动成立了四川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专门围绕非遗影像研究展开相关工作，形成了多项以非遗影像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成果。
以更小的范围来看，如纪录片的拍摄，当微纪录、短视频都以快闪的方式向我们奔涌而来时，作为纪录片的研究者，有多少人能回答纪录片的语言表述特征为何？我们该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些语言表述特征为自己的纪录作品加分？我们又该如何避免作品不会像视频监控那样只作为证据而呈现，更不是去生产许多无谓的垃圾视频，来污染我们的视觉和心灵？这样的思考自然是刘广宇和他的团队研究“节日影像志‘形式要素’”和非遗影像的逻辑起点。
“节日就是仪式的汇集，口述是节日的知识库，而来自田野的声音则为我们带来节日发生地最率真的告白和最性情的流露。”刘广宇说，对节日影像志而言，我们不仅要去观察研究这些仪式，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我们要从影像的角度去探究节日仪式的文化景观构成以及它对节日文化传达乃至传播的积极价值和负面影响。
他在《中国节日影像志：静观与诠释》这本书中这样写道：一个国家能对自己的节日进行摸家底式的发掘和学术整理，其蕴含的文化逻辑和文化价值——储存文化拟子，加固文化记忆，传递文化薪火，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输出文化软实力等，对于一个正在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和重大的。
【撰文】 吴凤思
编辑 陈楚珠
稿件来源：南方周末
就连日常的蔬菜也会出现在花市上：葱、蒜、生菜、红萝卜、芹菜，各有可解释的意头，葱蒜代表“聪聪明明”“精打细算”，生菜谐音“生财”。
对传统花农来说，种花是9月份以后的事情。农民郑伟棋采用水稻和花卉轮种的方式，春天种植水稻，7月水稻收割后，他把田晒干、晾干，然后培土、翻土，到9月开始搭花棚，改种百合和剑兰。
对卖花人而言，花市也是一年生意的晴雨表，如果在花市上卖得好，寓意为一年生意都能顺风顺水。
在广东，家长都很支持孩子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很多家庭背景不错的孩子也都会被家长拉去迎春花市上卖花，去体会赚钱的不易。
（本文首发于2025年1月30日《南方周末》）
2025年1月25日，广州西湖花市开市。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从哥斯达黎加起飞，经两次中转跨越数千公里，穿着一身红色唐装的华人曾福财终于落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他的妻子黄少芳和女儿捧着一束百合花，在飞机到达处等待他。
对广东人而言，每年过年，有一件事的重要程度不输看春晚，那就是行花街。
“行花街”即逛迎春花市，从农历腊月廿八直至除夕夜，“唔行花街，唔算过年”。行花街也通常和“转大运”联系在一起——买花代表花开富贵，而踏过搭建在花市中央的主牌楼的门洞，来年便能行好运。
越秀区西湖迎春花市是广州迎春花市中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花市，享有“百年花市”的美誉。其起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花市从分散的“花渡头”逐渐固定在西湖路、教育路一带。春节逛西湖花市，是“老广州”的风俗习惯。
2021年，春节（行花街）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4年，“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5年，越秀西湖花市于1月25日上午8点30分开始至1月29日凌晨2点结束，为期4天。
纪录电影《行花街》是目前唯一一部有关行花街的影像作品，该片多线索、多侧面地记录了2024年行花街的全过程。整部纪录片历时一年半，由国内非遗影像研究学者刘广宇团队完成。
“在市场行为之下，行花街实则是广州人的生活美学在年关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爆发。”刘广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的追求是一种特别实在的追求，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是摆脱苦难，就是希望越来越好。”
1960年代花市电影拍摄现场。 （《广州城市记忆之花韵千秋》/图）
外地人若是第一次来广州逛迎春花市，就仿佛进入一场猜谜游戏现场。
金桔、桃花是迎春花市上最常见的花卉，寓意“大吉（桔）大利”“大展宏图（红桃）”，“五代同堂果”（学名乳茄）也因其色泽金黄、形状特殊而十分畅销。蝴蝶兰被塑造成聚宝盆的形状，花名则以“藏宝图”“财运亨通”“好运爆棚”居多。在其他地区可能有所避讳的菊花，在广府文化中则象征长寿和健康。
就连日常的蔬菜也会出现在花市上：葱、蒜、生菜、红萝卜、芹菜，各有可解释的意头，葱蒜代表“聪聪明明”“精打细算”，生菜谐音“生财”，红萝卜代表“红红火火”，芹菜寓意“勤勤力力”。
放眼望去，花市上以红黄二色系居多：红色代表兴隆，黄色代表金钱。无论是花名还是颜色，都与祈福求利的意头相关。买花也不仅是出于美学上的考量，更多是图个“发”的意头，“花开富贵”。
“对广府人来说，所有美好的生活都是可以指望的。”刘广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鲜花是很美丽，但是他们对鲜花没有一点虚妄的情感投射，每一束花都是他们对未来很实在的憧憬：追求财富。”
在拍摄完有关自贡灯会的纪录片《传灯》后，刘广宇发现，全国的都市里，作为一个大型项目在春节展开的民俗其实不多。作为在岭南自发生长出的传统民俗，行花街是广府人的一种集体记忆，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
有关广府地区的花卉贸易，最早记载为唐代的卖花船和宋代花贩，如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花市与春节的结合则成形于明清，清中期，在藩署(今广东省财政厅)前出现夜间花市，迁至今天的北京路。1958年，花市牌楼上首次使用“迎春花市”匾额。1960年，全市花市增至4个，有一千多个档位，人们用竹竿搭成牌楼和花架，现代花市初步定型。
黄少芳今年66岁，基本每一年都会去逛西湖花市。“最期待的就是感受一下那种开心的气氛，也可以看到今年花农卖花的气氛怎么样。”
黄少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她会和朋友专门等到近收市的时候再去逛花市。即将收摊的花贩将没卖出去的花摆在路边，可以免费领。当时没有地铁或出租车，公交车也已经停运，她就一路步行回家，到家时已是凌晨4点。玫瑰花买来以后，通常需要把刺除掉，因为觉得刺的寓意不太好。
时间倒退三个月，在距离西湖花市几十公里之外，岭南深丘地带的大小村落里，这些摆在西湖花市上为众人观赏的花还是一颗颗种球或种子或花苗。随着花苗的长高长大、分化成花、逐渐绽放，它们被花农集运至广州规模最大的花卉批发市场、位于芳村的岭南花卉市场，被花商批发买下，最终在岁末年初、在它们的盛放季节，被统一称作“年宵花”，进入寻常人家的客厅、阳台。
整个广州的花卉来源分为三部分，第一是广东本地种植的花，比如顺德陈村种植的年桔、从化区桃花小镇锦二村种植的桃花；第二是来自云南的鲜切花；第三是海外的名贵花种，包括荷兰的郁金香，不过现在海外花卉在花市中的占比已越来越低。
对传统花农来说，种花是9月份以后的事情。农民郑伟棋采用水稻和花卉轮种的方式，春天种植水稻，7月水稻收割后，他把田晒干、晾干，然后培土、翻土，到9月开始搭花棚，改种百合和剑兰。他的儿子在报社工作，有时也会回家帮忙。晚上，郑伟棋会去当保安补贴家用。很多花农有着相似的处境，送煤气罐、打零工，用一份副业来维持生计。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年桔、蝴蝶兰种植，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种植技术。徐桂浩是“满天红园艺公司”的总经理，主要售卖优质品种的蝴蝶兰。徐桂浩近日非常忙碌，中午过后就开始接单、打包，深夜出货，到凌晨四五点才可以休息。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年宵花这个月的销售额占了全年销售额的40%到50%。在国内，蝴蝶兰的年产量大约2亿株，其中广州这个月就卖了六千多万株。
对徐桂浩而言，为年宵花市做的准备，起始于前一年的3月。3月开始，蝴蝶兰需要换杯，此时徐桂浩需要决定当年种植的品种、规格、数量、颜色配比。从3月直到过年前，都需要进行肥水的管理。
7月到8月是花农一年里最清闲的时候。花还处于成长阶段，炎热的天气也让购买花卉的人减少。中秋过后，天气转凉，花卉变得耐摆，蝴蝶兰的销售就开始进入旺季。
“2024年是暖冬，对我们的销售非常非常好。”徐桂浩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天气在整个年宵花的销售中起到重要影响。18-25摄氏度是蝴蝶兰开花的最佳温度区间。2024年的春节前，广州一直在下大雨，蝴蝶兰在运输时被冻坏，此类折损让他的销售成本整体增加了10%。
蝴蝶兰一般是在温室栽培，对温度、湿度、光照都好控制；相较而言，露天种植的桃花、“五代同堂果”则更难把控，“天气给你吃你就吃，不给你吃你就没得吃”。纪录片里，花农张启文种植的“五代同堂果”受暴雨影响，全部被淹死。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赶上年宵花市，就只能从别处买来。
疫情前，郑伟棋本来拥有40亩种植田地，疫情第一年，大量鲜花无法卖出，他损失了近40万元，他现在的田地收缩到了16亩。郑伟棋曾对刘广宇说：“干不动了，再干一年就不干了。”刘广宇问：“不种花了，那干什么呢？”郑伟棋回答：“我全部不管了，我就种一两亩，当成自己的花园。”
2025年1月25日，广州天河花市开市首日，摊位上售卖的“五代同堂果”。 （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图）
如果问谁最了解越秀西湖花市的筹备过程，可能很多人都会指向一位胖胖的短发女士：陈碧霞。
62岁的陈碧霞是越秀区市场监管局的退休干部，从17岁开始工作就参与花市的全程筹备，退休后又被返聘四年。2025年是陈碧霞43年以来没参与花市工作的第一年，她非常担心。
陈碧霞向南方周末记者列举了现场需要考虑的很多问题：花农取水点放在哪里？提前撤档的花农去哪里退押金、退灭火桶？特定的摊位需要供电，如何拉电源？“有些福利的摊位，到年三十可能会提前撤场，假如没人跟进，‘走鬼’进去卖东西是小事，但是万一被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场地，派发一些对国家不利的宣传品，这样子问题就大了，对不对？”
陈碧霞就住在花市曾举办的地点教育北路，但她从小不愿意逛花市，因为人太多，太吵闹；她到现在也一般不会去花市买花，因为还要自己拎着拿回家，不方便。没想到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她就一辈子和迎春花市打起了交道。
从10月开始，由越秀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等单位抽调人组成临时区花市办，草拟当年的方案，给到各成员单位去讨论，并向社会发出招投标牌楼设计、搭建等项目的邀约。陈碧霞在花市筹办期间主要负责花市摊位的招投标，但她实则参与到从组织招投标会到现场摊位布置的每一个环节中。
她将政府视为提供服务的角色：“假如天气不好，生意不好，花农又花了大价格，要是你提供的服务周到了，他没得埋怨政府。假如服务不到位，到时候生意不好，他就会有怨气。”
有一年的腊月廿八早晨8点钟，花市刚开市，陈碧霞去花市指挥部时，被当年盆花的标王拦住，大声埋怨。这位标王专做小盆的蝴蝶兰，盆花摊位的起拍价是3000元，他花了17000元拍下盆花区的头一档摊位。盆花区在名优花卉区的后面，结果名优花卉区里一家插花的摊位也摆了几盆蝴蝶兰。他质问陈碧霞：投标的时候就说我是盆花第一个，为什么前面也有蝴蝶兰？陈碧霞说，“小伙子，你不用这么上火，你跟我说了，我会给你解决的。”后来她说服名优花卉的摊主，把蝴蝶兰全部撤了。
刘广宇2024年了解到陈碧霞的职业生涯后，就决定必须要拍这部纪录片，“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她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人。”不过面对镜头和媒体，陈碧霞不愿多说，她把自己为花市几十年的奉献概括为一份发自内心想做好的工作。
刘广宇也感受到广东人的特质——低调，不愿意露镜头。这样的性格让纪录片的拍摄变得困难，“拍广东人比较难就在这个地方，太务实了，不愿意多说，片子有时候需要多说话的”。
对陈碧霞而言，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把花市安全地办完。她反复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安全的重要性，提到几次差点出现事故的安全隐患：2014年，花市举办期间刮起了切变风，直接把棚架的顶掀了起来；2000年，花市的花棚、牌楼仍由竹子搭成，当时主牌楼里照明的一个灯泡发热出烟，险些点燃竹架，自此之后，棚架就全部换成钢铁结构。陈碧霞并不负责现场安全，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全凭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交情，“我是唯一一个和现场一线的工人喝茶聊天的”。
花市筹办期间，陈碧霞每天绕着花市起码走两万步以上，走到大腿都痛。身边的同事和她开玩笑，“霞姐，没了你，地球都不转了”。这些事情并没有被她拿来邀功论赏，“我从来不向别人讲的，你干了事情到处唱，就是在显摆你的功劳”。
每年的花市直至大年初一凌晨两点才正式结束，陈碧霞在43年里基本没有回家吃过年夜饭。有时候年三十晚上没有盒饭订了，她就和值班人员在花市附近随便打发。家人也都已习惯提前吃年夜饭，“今年他们都以为我去搞花市，我们年夜饭（1月）23日（编者注：腊月廿四）就吃了。”
2025年，没有参与到花市一线工作中去的陈碧霞感受到久违的轻松，“我就好好地享受一下。我都不准备在广州过年，我想出去就出去。”她准备去加拿大看看儿子，他们很久都没有在一起过年。不过，她又对南方周末记者袒露，“其实今年我都随时准备着回去的，万一他们还需要我呢。”
2024年春节前，广州花农在搬运捆扎好的桃花。 （受访者供图/图）
2025年的越秀西湖花市牌楼，在花市开启的前一晚亮灯。牌楼虽然只是临时性建筑，只在花市期间使用，却是花市最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牌楼分为主牌楼和副牌楼，主牌楼仅一个，宽二十多米、高四十多米，搭建在最繁华的路段。今年的主牌楼以广州“四大崇楼”之一的“海山楼”为原型设计，立在广百和大佛寺之间的西湖路上。
牌楼横跨路面、地处交通要冲，搭建受限多，既要控制建筑规模，又不能破坏路面和民房。因为是临时建筑，牌楼无法打地基，且需要在短暂时间内建成，因而技术难度比普通的建筑还要高。而当除夕的零点过去，进入农历新年后，花了将近30天搭起的花棚，需要在花市结束后的4个小时之内拆掉。
2024年的大年初一，早上9点钟，刘广宇到现场时，只见花市旁边的简陋工棚里，花市主牌楼搭建的负责人区永建在角落的沙发上裹着件大衣睡觉。“大家都撤了，我还不能撤，我得等到所有都撤完才能离开花市。”
花市的现场一共有163个摊位，这也是陈碧霞最为操心的地方。“现场很多变化，有些单位不要棚架搭建方的设施，有一些又要增加。现场没有一个人熟悉和指挥，到时候一开市就会乱套。”
对卖花人而言，花市也是一年生意的晴雨表，如果在花市上卖得好，寓意为一年生意都能顺风顺水。如今的花市上花农自产自销仅占30%，70%都是批发拿货的花商，其中有一半都是年轻人卖花和小百货，五六个学生合伙就去投一个摊位，每个人拿三五千元出来付摊位费、拿货，好的情况每人能分到两三千元（利润）。
在广东，家长都很支持孩子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很多家庭背景不错的孩子也都会被家长拉去迎春花市上卖花，去体会赚钱的不易。陈碧霞同事的儿子读大一时曾经盘了一个摊位，花市开市期间每天叫卖到喉咙都哑了，陈碧霞去花市时，只见她的同事提着一个大的保温水壶，去给儿子送凉茶。
在花市上，更有趣的还是看买花人与卖花人讨价还价的过程。与普通花市不同，迎春花市上，买花卖花讨个吉利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约定，卖花人、买花人都会和和气气地商榷价格，尽量避免发生争执。《行花街》里就记录了这样两个瞬间：
“我记得我的幸运数字是五一，那就五十一吧！”一位中年男子购买“五代同堂果”时还价道。
“好，那就这样。”店家倒很爽快地答应了。围观的人一起鼓掌。
“完了完了，还价还少了！早知道就说幸运数字是三十三！”中年男子一拍大腿，笑着说。
另一位老人则在挑选桃花，“这枝一百八可以吗？”
“这枝比较贵，要二百八十块。一百八不行。”卖家不让步。
老人找来自己的女儿，让她付款。身旁的老伴继续砍价，“两百嘛。”
老人和卖家同时拿住花。“一八八嘛，一八八。”老人督促女儿付款。大家都笑了，顺利成交。
当行人笑着表示价格太贵了不要，花商也笑着回一句：“没事，先行大运。”
哪怕再困难的家庭，过年的时候都会买两枝菊花做装点。不过最畅销的还是工艺品区售卖的颜色、造型各异的小风车，转风车就象征着“转大运”。
在这样的氛围里，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年夜饭聚餐时，黄少芳边给小孩发红包边一句一句教他说拜年祝福：“生意兴隆，赚多点赚多点赚多点——”
徐桂浩也从岭南花卉市场的同行熟人那里买了点桔子和百合花，与蝴蝶兰一起摆在他的办公室里，祈求新的一年兴旺发达。正月初五初六，徐桂浩就又要回到公司上班，安排换杯、种苗，为下一年的年宵花市做准备了。
《用光影耕耘“田野”一位影视人类学者的非遗影像之旅》转载自：新华每日电讯
《跟拍春节近八年时间，他把岭南“迎春花市”拍成了纪录电影》 转载自：南方+
《百年行花街何成广州生活美学？ “千言万语全在花里”》转载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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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影视与传媒学院
